国际电影节一直是艺术片的福地,而釜山电影节旨在鼓励和培养亚洲新人导演,因此备受国内电影人喜爱,除了有获得新浪潮奖的机会,许多影片还在釜山电影节上挖到了第一桶金。今年,制片人杨城带着两部入围作品:《告..
      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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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城:艺术电影生存艰难 亟待运营模式创新
发布时间:2012年10月18日    点击率:284次    共有0条评论

  国际电影节一直是艺术片的福地,而釜山电影节旨在鼓励和培养亚洲新人导演,因此备受国内电影人喜爱,除了有获得新浪潮奖的机会,许多影片还在釜山电影节上挖到了第一桶金。今年,制片人杨城带着两部入围作品:《告诉他们,我乘白鹤去了》、《焚尸人》来到釜山电影节,在接受专访时,他为我们介绍了国内艺术片在国际电影节中的生存现状。此外他也呼吁:“艺术电影生存艰难,亟待运营模式创新。”

  艺术片成本低 但不会刻意追求“底层”

  艺术的电影的成本普遍偏低,对此杨城表示,低成本的操作可以保证影片的自由度和实验精神,这一点在中国导演身上特别凸显。而在题材方面,许多国内许多艺术片的视角都对准中国底层人民的生活,“靠卖穷获奖”是导演们一直面临的最大质疑。杨城则表示,艺术片虽然成本地,但不会可以追求“底层”:“因为人性是一样的。”

  记者:《告诉他们,我乘白鹤去了》据说是本届釜山成本最低的电影?

  杨城:如果不是最低的话,至少也应该是最低的三部之一吧。除了李睿珺导演的这部《告诉他们,我乘白鹤去了》,我们公司还有另一部电影《焚尸人》入围这次电影节,它的成本也很低。另外,宋方导演的《记忆望着我》的拍摄过程我也比较了解,这部电影成本也不高。做独立电影出身的中国导演在控制成本这方面堪称世界一绝,哪怕只有十几万,也可能拍的很好。像李睿珺上一部电影,入围了前年釜山电影节的“新潮流”竞赛,那部电影就是十几万拍成的。这次我也看了其他国家的艺术片,像《天堂 爱》和《爱》这样的简约但很棒的电影,在欧洲也要几百万欧元的成本,但在中国,如果导演有相应的才华,可能会以很低的成本就拍了。

  记者:釜山好像对低成本电影有特殊的喜好?

  杨城:也谈不上对低成本有偏爱,应该说对新的电影方式和电影美学有偏爱。成本大了,就要对投资负责,就要顾东顾西,而年轻导演,以低成本操作,可以保证自由度和实验精神,常常让人耳目一新。这一点在中国导演身上特别凸显。釜山的竞赛单元叫“新浪潮”,所以他们自然偏爱这种电影。釜山之前的新浪潮大奖多次颁给低成本的中国电影,例如杨恒导演的《槟榔》、张律导演的《芒种》、贾樟柯的《小武》等等,都是很低成本的独立制作。

  记者:《告诉他们,我乘白鹤去了》和《焚尸人》这两部电影表现的都是中国底层人民的生活,但电影节某种程度又是一个华丽奢侈的场合,这有没有让你们觉得有点分裂?

  杨城:我们有时也会拿这一点来自嘲,但这没那么严重。因为电影就是电影,电影节就是电影节。一个电影就是一个世界,在这个电影世界里也许灰色,也许压抑,但电影节本质上是节日,一个嘉年华,所以不管自己的电影里是什么,都可以在这里放松享受一切。我们也不会刻意追求“底层”和“上流”的界限,人性是一样的,高帅富和屌丝都可能会为天上飘落的几滴雨伤感,也都可能会为同一个姑娘变得无法呼吸。

  艺术片融资太难 亟待运营模式创新

  低成本的艺术片如何在市场上取得最大收益?由于融资艰难,在发行渠道上也同商业电影有着天壤之别,“前期做好项目开发,申请国际电影基金,中期埋头创作并做好成本控制,后期去电影节推广,再寻找宣发资金和品牌赞助……”杨城在采访中为我们揭秘了艺术片的生存之道。

  记者:那这两部影片的回收情况如何?

  杨城:电影节是专业平台,其实和普通观众还是距离太远。在国际电影节入围和获奖,对影片的国际发行的确有利,但在国际市场,竞争更为激烈,华语艺术片以往的主要市场在欧洲,但欧洲现在整个经济又不景气,加上爱看艺术片的欧洲观众在老化,在消逝,年轻的观众数量又很少,这样一来,中国艺术片的国际发行也不好做。相对于国际发行,我觉得还是国内的市场更加重要。

  记者:国内的艺术影院好像只有北京才有,应该不足以支撑艺术影片的生存。

  杨城:对,专门的、挂牌的艺术影院,国内的确只有北京才有,但现在银幕数量越来越多,很多影院也在追求差异化,放艺术片是差异化路径的一种。其他城市虽然没有挂牌的艺术影院,但其实已经有不少艺术影厅,在不定期的放映艺术片,虽然基数很小,但毕竟在扩大,这种扩大的趋势在十年之内都不会终止。很多影院在观望,对于艺术片,他们比较陌生,不知道该怎么做,如果我们不但提供影片,还提供一套创新的解决方案,就会有更多影院加入。我更担心片源是不是跟的上影院方面的增长,这类似于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,如果片源更加丰富,那也会反过来促进艺术片市场的扩大,现在引进片的配额有限,大家也不会把这些名额“浪费”在艺术片上,所以还得靠国产艺术片,但现在国产艺术片,特别是能迈过技术审查门槛,达到影院播放规格的艺术片还是太少,基本没有别的公司像我们专注在做这个。

  记者:要做好艺术片的发行,你觉得关键的是什么?

  杨城:前提是影片先做到低成本高品质。然后在发行方面,最重要的还是渠道开发,影院只是渠道之一。艺术片在影院放映,我觉得在现阶段要以文化活动,而不是娱乐活动的形式进行,这样更容易吸引到目标受众。除了影院发行,更重要的渠道在是新媒体,互联网,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很迅猛,未来对内容的杨城:需求很大,虽然我们做的是小众影片,但只要能做到让所有目标受众知道我们的电影,并且可以在各种新媒体平台便利的看到我们的电影,那就是很好的状况。像我们公司的第一部电影《光棍儿》卖给了土豆网,现在播放量快到千万了,如果每次播放哪怕能带来1块钱的收入,那就非常了不起,这部电影的成本只有几十万。所以,如果能做到像这样的低成本高品质,做到在国内艺术影院发行,国际发行,电视播映权和新媒体这些渠道都产生收入,那这种影片一样能收回成本。

  记者:这些听起来很容易,但在现在的环境下恐怕不易操作。

  杨城:的确不易,我刚才是说的算是一个蓝图,但现在的事实是艺术片的生存还很艰难,所以要花心思去开拓,去创新,这方面没有什么经验借鉴。比如我前面说的,把艺术片的放映做成文化活动而不是娱乐活动,这听起来简单,但需要花很多心思去做,哪怕是活动一个海报,一个册子,都要精益求精。但这种活动只要做好了,就能有宣传效应,影院的配合度,媒体的关注度,相对就比较高,然后还可以去找一些品牌赞助,来弥补宣传的成本。至于新媒体发行,这个创新的空间就更大了,现在存在的模式有买断和分成,如何分成,是分媒体资源,分现金还是分广告位,都可以有新的方式,未来把一部影片做成一个互联网产品,一个APP,也都是可能的。

  除了这些发行上的创新,宣传上的创新也一样重要,现在国内的艺术片基本还是按商业片的那一套来发行,成本高,效果差,不精准,也形不成影片的品牌效应。我们要避免的是这个,和各种可以合作的力量一起,把创意含量做上去,把品牌效果做出来。

  记者:艺术片在宣发方面有什么策略?

  杨城:一方面这是资金限制,毕竟艺术片融资太难,现阶段基本上是我们自掏腰包。另一方面,也是出于自信。所以我们选择在影片拍完之后,受到国际电影节肯定之后,再去找宣发资金,有一个货真价实的片子摆在那,风险就大大降低了,需要的钱也不多,自然就会有投资愿意跟进。除了这种电影行业内的资金,因为我们的电影因为够特别,够有诚意,又可以在国际平台展示,有些热心文艺又有意国际化的新兴品牌也愿意赞助我们。我们的威尼斯电影节之旅、釜山电影节之旅,就是一家叫“巴黎美爵”的奢侈品品牌赞助的。我相信未来类似的赞助会越来越多。

  所以,我们的的创新首先是一种宏观模式创新,前期做好项目开发,申请国际电影基金,中期埋头创作并做好成本控制,后期去电影节推广,再寻找宣发资金和品牌赞助,然后做国际国内多渠道发行,重点开拓新媒体。

  记者:总的来说,你对国产艺术片的前景还是比较乐观,但业内主流的看法似乎很悲观。

  杨城:必须乐观,毕竟在做这样的电影。虽然现在这样的电影生存空间有限,但毕竟之前没有公司去真正批量制作过这样的电影,去精耕细作开拓过这一块的市场,至少我们要去尝试,在所有环节进行创新,看看会是什么结果,哪怕我们失败了,后来者也可以站在更高的肩膀上。当然了,具体到我们公司的未来,也并不会仅限于做艺术片,选择这样的策略因为我们毕竟是新公司,需要避免那种电影圈很普遍的一知半解却野蛮生长的状态,我们愿意一点点长大,通过签约年轻导演,通过艺术片的运营,我们会慢慢积累人才,慢慢收获专业性,创新能力和品牌,不管是做艺术电影还是做商业电影,这四者都是通吃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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